富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局主席  赵林中

李克强总理在视察国家工商总局时说，要推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。催生小企业“铺天盖地”涌现，促进大企业“顶天立地”，让千百万新企业健康成长。这些小鲜肉般的话让我们基层企业感到振奋，重燃起创业的激情。确实，自最近几年以来，实体企业、传统制造业的日子过得太不易了。

企业困难，一方面是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所致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企业不讲规范，不讲诚信，不从实际出发，贪大求多等原因。如有的企业生产假冒伪劣商品，进行商业欺诈，不负责任逃废债务，等等，逞一时之快而付出惨重代价，更扰乱了市场秩序，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。因此，建立企业信用体系，规范和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，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。李总理说，“要依托大数据完善监管平台，探索建立统一监管机制”就是对此的要求和希望。

说到诚信，我自然想到我们浙江胡庆余堂挂的一块“戒欺”牌匾。一代名商胡雪岩在跋文中写道：“凡贸易均著得欺字”，“余存心济世，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”，“采办务真，修制务精，不至欺余以欺世人。”胡庆余堂药店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年名店蜚声于海内外，其秘诀就在于“戒欺”二字。现代社会急功近利，物欲横流，在物质主义、功利主义和享乐思想的冲击下，崇尚金钱、权力，将道德规范、承诺信誉、合约法律置之度外，道德价值观失落了。由此更显得“戒欺”的可贵。可以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哪怕是在互联网+的大背景下，“戒欺”都不会过时。

诚信本属道德范畴，即要诚实无欺，信守诺言，言行相符，表里如一，以真诚之心，行信义之事。对诚信要进行监管，听起来似乎不合乎逻辑，要监督的诚信还叫诚信？但正因为失信现象的存在，造成信用危机，才不得不督促各市场主体做到诚信。可这两头怎么说都好像有些悖论。

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，建设企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，是建设企业自身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的要求。从政府到民间的一切管理、经营、交易等经济活动中，都必须诚实、守信。加快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步伐，还是需要建立政府主导下的部门协同和社会共治机制。

一是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，全面实行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制度。我国作为一个信用体系后发国家，必须强化政府主导，整合企业信用信息资源。一要加快建设联合征信系统，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二要加快企业信用信息数据的开发利用，积极培育信用中介服务产业。三要完善企业信用激励惩戒机制，促进企业信用自律管理。

二是实行企业信用信息披露制度。加快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，需要改进监管方式，进一步强化市场主体的信用监管。要参照中国证监会监管上市公司的做法，建立信息披露制度。对涉及企业重大信用信息要进行披露，公开信息基本信息，公示行政处罚结果，通过经济、行政、道德以及法律手段，激励守信行为，惩处失信行为，警示、提醒企业，从而维护信用秩序，营造诚信守约的氛围。

三是完善征信评信制度。我国企业信用体系之所以发展缓慢，一定程度上与尚未制定统一的信用法律有关。目前企业信用行为法律，民法中有关企业信用行为的规定，经济法中有关企业信用行为的规定，刑法中有关企业信用行为的规定。除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，迫切需要有一部统一的法律，规范信用中介机构的法律地位，规范市场准入和经营行为监管，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关系、信用关系、契约关系，维护市场秩序，保护公平竞争，使企业信用制度化、法律化，从根本上保证市场经济有序而健康地发展。

作为企业，要身体力行践行诚实守信，要认识到信用是重要的资产。信用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，有利于企业融资、维系客户、扩大销售、建立品牌，还可使企业摆脱诉讼，降低交易成本，提高效率，提高企业竞争力。诚信，不但能外树立形象，更是理顺内部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，培育优秀企业文化的内在要求。